“唐宋”仿佛早已成为一个关于历史时段的固定词汇，在过去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里面，大家经常把“唐宋”放在一起讨论。随意举一些例子，在中国学者中，比如像柳诒徵、钱穆、傅乐成[1]，在美国方面，已经译成中文的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就是把唐宋连在一起讨论的[2]。而日本方面，则可以看宫泽知之的《唐宋社会变革论》以及丸桥充拓的《唐宋变革史研究近况》的介绍[3]。很显然，“唐宋”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意味的时段，以这个时段来研究历史的观念至今还是主流，就在2001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关于“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佛教与社会”的国际讨论会，都是以“唐宋”为一个时间段的，而在2002年，厦门大学与浙江大学都召开了有关唐宋历史的学术会议，主要议题都与唐宋社会变迁相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把“唐宋”放在一起作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也许是因为两个意味相反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唐宋历史的“连续”。在人们普遍的历史感觉中，唐宋有一种连续意味，不仅仅是因为古代人就已经看到，从政区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礼乐制度各个方面，宋代都延续了唐代，于是把唐宋连在一起，说“宋承唐制”，而且，从一般的历史感觉上，唐宋也是古代中国两个文化和思想上都值得推崇的鼎盛时代，说“唐诗宋词”也好，说“唐宋传奇”也好，有过李白杜甫王维的那个盛世，和《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时代，也还是能互相接续的，所以“唐宋”就这样仿佛成了一个固定词组，标志一种对于历史的连续记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习惯地把这两个朝代放在一起[4]。另一个原因却相反，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唐宋历史的“断裂”。从很早以来，就有人意识到唐和宋的不同，但大多是直觉把握或笼统感受，并没有理性地提出可供分析的框架，直到日本的内藤湖南，才根据西洋史的理论，明确地提出一种理论，把唐算作“中古”的结束，而把宋看成“近世”的开始。如果看他那篇引起很多争议的《支那论》和《唐宋时代的概观》就可以知道，他是站在后世回头看，发现唐代还是贵族社会，而宋代是君主独裁与平民主义的社会，而晚唐五代是一个过渡期。从唐到宋，前后两个时代，一切都不同了，所以，唐宋成了中古和近世的分水岭。这种意见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后来他的学生宫崎市定更把这一说法具体化，补充了很多很多方面的证据，而且很多人凭着读史的经验，更提出了以安史之乱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看法。在中国，像陈寅恪《论韩愈》就是这个看法，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也是这个看法[5]。但是，正是因为唐宋的巨大差异，反而在研究中把这两个时代连在一起了，唐代始终是宋代存在的巨大背景，而宋代则始终是唐代的历史延续，不仅是历史与思想，也包括文学[6]。因此，这种断裂反而使唐宋更连成了一个时段。
早就有人指出过这一微妙处，1918年傅斯年有一篇讨论中国历史分期的文章指出，唐宋两代的历史是既断裂又连续，“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7]，这话很有意思，所以，唐宋变革就成了关注的焦点。最近，有学者呼吁要有兼通宋史的人来研究唐史[8]，这是很对的，其实研究宋史的人，常常也会关心唐史，研究历史的人总是要做历史寻根的，没有因，哪有果呢？ 具体到文化史、思想史研究里面来说，这种看法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把唐宋连在一起，就可以发现和解释很多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比如，盛唐以后对于孟子的升格运动，使上层儒家思想的方向从荀子强调“礼法”一路，转向孟子一路的“性善”、“良知”、“好辩”，引起了刘子健说的“中国转向内在”，确立了宋代重视“内在超越”的路数[9]；比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原道》开创了宋代新儒家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和历史，而他的学生李翱的《复性书》结合儒释两家的说法，把儒家的道德约束从外在转向内在，结果是使佛教理论进入儒家学说，而新的儒家学说有效地超越和涵盖了佛教，同时也有效地取代和抵制了佛教。再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宋代有怀疑经典可靠性的风气，这种风气可以追溯到中唐时代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质疑《春秋》三传，它影响了宋代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甚至开创了宋代很有近代意味的学术风气[10]。而从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开始的变礼迭出、仪注盛行，也改变了传统的经典之礼，使礼仪与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得到改变，以致于影响到了宋代[11]。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都是从唐代开始萌芽，到了宋代开始变成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现实，所以我们说，唐宋之不同，恰恰更使唐宋历史联系在一起，套用一篇论文的名字，也可以说是“没有中唐，何来两宋”[12]。
文化史与思想史指出的这种现象，得到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各方面资料的支持，比如说，贵族社会的瓦解，科举制度造成的社会阶层流动，家族重建中形成的新的士绅阶层，都成了解释这些文化思想变化的背景。我们举包弼德（PeterBol）的书为例[13]，他的分析思路就是这样的：由于八世纪以后，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帝国分裂和藩镇叛乱，使一切成了“不确定的世界，其中规范性的典范至多不过是临时的，圣人的意图也成了需要阐释的东西”，所以，士人深切感到需要挽救“斯文”，这个“斯文”用包弼德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文化”，因此才开始产生了后来的“道学”或者叫“理学”，当一部分士人越来越倾向于“理”和“心”的时候，文化当然转向了“内在”，因为，在政治层面真正起作用的、外在的现实主义策略和制度，逐渐在意识或观念中被认为，这是次要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应当是超越具体的“天理”、“心性”。而这一切变化，又和社会背景的变化有关，他分析说，因为唐代社会给一般读书人提供了宽松空间和多元途径，包括科举入仕、藩镇延揽人才，使得很多优秀的士人可以冲击门阀贵族，并使得垄断知识资源的贵族瓦解，贵族社会的色彩也越来越淡化，这种现象，也使过去垄断知识和真理、熟悉外在仪节、依赖血缘系统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贵族社会，转向了依赖学习和努力、重视内在修养和精神、强调平民主义的士绅社会。根据他的分析，从唐到宋，首先，是意义和价值的宇宙依据发生了变化，从“天”到“理”，其次，是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上古”即历史作为证明，到“心灵”或“观念”作为依据[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