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谈读书论学问，是读书人永远感兴趣的话题。怎样读书做学问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定之规与模式，但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方式与方法，尤其是大师们的成功经验与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当代中国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本《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的小册子，是季羡林先生专门谈论自己读书、治学体会的文章汇集，其中还介绍了诸如陈寅恪、胡适等学术界前辈的治学经验。拜读后感受很多，也深受启发。
季先生是学术大师。他读了一辈子书，研究了一辈子学问，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仅专著就有100多部。由他谈读书治学论学问，是当之无愧的；他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摸索、积累与总结出的一些做学问的经验与做法，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汲取与借鉴的。季羡林早年就读于德国一所大学，并获得瓦尔德施米特著名教授的博士学位。德国教授在大学里是至高无上的，不肯轻易收博士生，一旦收留，对博士生的论文要求又高又严。季羡林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待论文写成后，他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一篇很长的绪论，自我感觉良好。当他把绪论交给教授时，不但没有得到夸奖，反而被退了回来，彻底给否定掉了。教授对他说：“你的文章（绪论）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毫无价值。”在这剧烈的打击面前，他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从沉痛的教训中总结出的这一真理，成为日后季先生写文章的信条，并坚持了一辈子。收集在这本小册子中的近40篇文章，可以说篇篇都有着新意与见解。与此同时，他的学问之道也颇见特色。
在一般人眼中，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做学问会有一套独特的办法，一定很神圣、很神秘。其实，季先生读书治学的做法也很平常，使用的是笨办法，是从基础做起的。通常情况下，他“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他顺便介绍道：向达先生在做学问时亦是采用这种办法，即“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而陈寅恪先生采用的办法则是，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形式写下来：“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他们的这些做法虽各有不同，但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既动脑又动手，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认真积累资料，在吃透材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问题，再科学运用材料。写出的文章（出手的成果），才有见地，有说服力，更有价值。这使我联想到，在电脑早已普及的今天，还用得着这种手工作业吗？回答是否定的。电脑里储存的资料固然应有尽是，但那是人家的，并未转化成自己有用的材料。再说，电脑里的资料太多太杂，往往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难以辨别真伪，或浅尝辄止。正如季先生在书中的文章中说的那样：如果你的脑海里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有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反过来说，只要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才有可能对你有用。这就告诉我们，不论通过什么渠道，采用何种手段搜集资料、做学问，都是在深入思考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什么时代，工具如何先进，要想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沉下心来，老老实实思考些问题，认认真真搜集属于自己的资料，踏踏实实做点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除此以外，别无捷径可走。有一分投入，才有一分收获。
季先生在他的大半生中，既教学又搞科研，有一阵子还担任大学主要领导，社会活动肯定少不了，哪来得那么多时间著书立说，写下那么多文章？让人难以理解，这里固然有其“秘诀”。他在书中写道：“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写文章），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在这时候，我往往只是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在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本事，更是一种精神与境界。
在我看来，不论在何种环境下，只要勇于确立这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明确方向与目标，并持久以恒，坚定的走下去，胜利的“果实”就会频频向你招手。
在我熟悉的一些知识圈里的人，当年的确才华出众，亦立过大志，曾亦轰轰烈烈拼搏过一阵。然而，热度过后，就凉在一边了，久而久之，学业上大都平平。还有一种情况，研究学问，写文章，像狗熊掰棒子，一个题目（问题）做完了，一篇文章写成了，便转移了视线，不再问津了。这样一个研究问题、做学问的态度与方式，很难在学术领域，在专业上，有所见树，有所作为，即便有，也是蜻蜓点水。大师则不然，他是始终持这样一种态度与做法：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后，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甚至终生不放。1947年他发表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限于当时的条件，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后心里总是不踏实，时常挂在心上。直到1989年，季先生获得了新的材料，便又写了一篇论文，解决了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季羡林先生对此反复强调：“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的结论。”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学无止境，真理的探寻没有终结。在学术上，只有孜孜以求，永不满足，才能不断有新的收获，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