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黄书元，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界，至今已有31年；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也已历十载春秋。那一口改不掉或不想改的安徽舒城官话，能给打过交道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已是大名鼎鼎、荣誉等身，他却依旧低调做人、勤恳从业。与他相处，总能感受其温润情怀，其中自有书情馨香。
黄书元曾险些与书无缘。第一次是政治原因，1972年初中升高中，需要同学推荐、学校选拔，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选。失学的感觉刻骨铭心，渴望读书的他，只能到邻县一所中学去读了两年高中。第二次是经济原因，1978年高考恢复，兄弟二人同时考上大学，难得的喜事竟让父母发愁，家庭经济难以支持，希望他主动放弃、让弟弟去上，他于是选了师范大学，因为可以免费。
这故事算不上传奇，当时或惊心动魄，如今已云淡风轻。提及此事，是想让人了解他的经历、性格和命运。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年代，在有形无形的社会压力下生存，低调处世、隐忍妥协，“夹着尾巴做人”，这些都不难理解，可黄书元还有另一面，即深藏梦想、不甘平庸，用尽努力实现自我。这个性，或许是天赋，也或许是因为与书结缘。
在图书匮乏的年代，可读之书不过伏尼契的《牛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等寥寥数种。这些书既是文学经典，更是励志之书。亚瑟、保尔、阿廖沙等，既是青春伙伴，也是人生导师，还是青春梦想的守护天使。聪颖的黄书元，应是受《我的大学》的启发，学会了阅读生活，把插队农村的田间、城市房产基建队的工厂，都当作了学习社会现实、思考人生学问的大课堂。
后来梦想成真，他上了大学。书山学海是如何开阔他的人生视野、熏染他的生命灵性、锻炼他的思想水平、提升他的精神境界，都不用多说。那时的黄书元胸中沟壑万千、壮志凌云，却又谦逊如故。直到作为优秀毕业生优先择业于图书出版行业，他才一鸣惊人，令人刮目相看。这一次不是命运选择他，而是他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与书结缘。
短短几年之后，黄书元就成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长、社长，主持“皖籍名人书系”，推出《宗白华文集》、《朱光潜文集》、《胡适全集》、《李鸿章文集》……嘉惠无数读者。他成了获奖专业户，获得国家图书奖三次、中国图书奖两次、“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安徽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等诸多荣誉。当他升任安徽出版局副局长时，安徽教育出版社家底达到数亿人民币。
2002年10月，黄书元调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严峻的挑战。人民出版社是新中国出版的旗舰，有光荣的传统与骄人的成绩，但是也有其历史堆积的老大难题。赴任数年，黄书元就让这艘文化巨舰平稳驶入了转型的航道。在读者心中，人民出版社成了“最受欢迎的出版社”；在书业评奖中，它是获奖超级大户，曾一次获得国家政府大奖6项；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它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第一名；与此同时，发行量、码洋数、利税额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
黄书元的成功奥妙，在于他精通业务，在出版领域具有前瞻性。在人们感叹传统出版业步入黄昏的时候，他却淡定从容，因为他相信内容为王，不管媒介技术如何发展，都不可缺少内容的选择与加工。在出版改革方面，他赞成事业和企业分开，但更追求出版社公益性本质与行业管理市场化之间的最大张力。也就是说，出版企业须讲求公益性，因为这一点关乎文明根基、社会进步及国家未来；同时，事业单位也须走市场化之路，因为这一点关乎读者选择、项目管理、成本核算及可持续发展，并避免人浮于事。
更深的奥妙，在于他懂得世故人情，深知只有立足现实、尊重传统，才能前瞻未来、图谋发展。在现实中，任何单位的领导都须懂得平衡之术。因为在政治正确和自我选择之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之间、普及与提高之间，乃至在规章制度与人事安排之间，有无数矛盾需要解决。黄书元就有一套处理繁杂事物的功夫，一方面，他牢牢掌握着出版的要诀：“人民出版为人民”是原则；让读者看得懂、买得起、用得上为基础；立得住、留得下、传得久为目标；另一方面，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困境时，他极少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选择妥协与博弈并举的方法，争取化解矛盾、谋求双赢。人说黄书元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或许是对他的一种误读；说他富有心计、深不可测，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的东西；在我看来，这都源自于他此生与书结缘，因此看得多，思考得自然也多，早早洞悉了世情的妙谛。
黄书元说，他的梦想是不仅要把人民出版社做成中国著名、世界知名的品牌，还要把它做成基业常青的百年老店。看似套话，但我相信，这是他的心声。 （陈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