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看了志侠和我写的《青年梁宗岱》，其中一段他觉得特别有趣：“最严寒的天气，只穿一件开领衬衫，一条长裤和一件单薄的短外套。他把寒冷看作是感觉官能的错误，并以自己的理智去判断，不受其约束。”这是法国作家普雷沃对梁宗岱的印象。朋友又说：“这副行头，可成了他的第二皮肤了，中国人﹑外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莫不如是。”如果他还穿开领衬衫和长裤，只因为那时正值欧洲严冬，在国内，天气再冷，来给我们上课时也只穿翻领运动衫和过膝短裤。平日在家，干脆是汗衫牛头短裤，这是他的特殊标记。这种低心服小、甘于简易平庸的装扮，再找不出第二位学者教授了。“余幼好此奇服兮，既年老而不衰”，有他的晚年照片为证。真的，这副行头已经成了他的第二皮肤。
他的始终如一的衣着故事，使人想起英国大诗人王尔德。但，两者正好相反，王尔德在文坛上是出了名的奇装异服，所刊出的照片，每一帧的衣着皆醒人耳目，或西装革履，礼帽手杖，或斗篷蝶结，猢裘锦衾，其挑衅性直使你想起贵妇人的穿戴。不，请勿弄错，他绝非要扮成贵妇人。都说，这位文学上的唯美主义者要在日常衣着上实践他的唯美主义。因此，跟他的灵魂和创作有秘密关系，这条路轨可以将人引进到他的作品里去，云云。但梁宗岱则相反，身上一件短袖运动衫和过膝短裤，不管是否礼貌欠周，就来将你引见希腊神话中一位绝世的美少年，他空灵﹑哀艳﹑凄美，在暮色阑珊中临流自鉴。在《保罗梵乐希评传》中，他形容梵乐希诗句的精致：“如景德瓷器底雪上一点胭脂，更有的缟素无暇如马拉梅底天鹅”，“羽衣蹁跹的天鹅”。运笔的精美，超凡脱俗的意境，跟短袖汗衫和牛头裤脱了节。原来他的唯美主义放在了文学的实践上，而非衣着上。他的外表不会将内在掩埋，不会将他甩到市井队伍里，而是一种语言，更深层的语言。西方人对王尔德衣着的逻辑推理流于肤浅，不适合于梁宗岱。
上文所提及的天鹅，并非一般的天鹅，而是象征主义的创始人马拉梅的名诗中的天鹅，因为冬天没有及时起飞，被冻结在结了冰的湖里，一幕被现实和理想同时出卖的生灵的悲剧。当大多数中国读者只知道小仲马的《茶花女》、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时候，梁宗岱熟悉这首日后名声大噪的诗，把它写到文章里。他也将魏尔伦、蓝波、波德莱尔、里尔克的诗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须知这几位著名诗人，当时的名气并不大。梁宗岱来到这个艺术的同时也是时装﹑香水﹑美酒的国度，但吸引他的，首先是心灵上、智慧上的东西。当我们把他在欧洲整七年的生活，从网页、卷帙、杂志的深海中打捞起来，一个长久以来我们所欠缺、所企盼的青年梁宗岱，就显现在我们眼前。是图书馆书籍报刊的电子化，帮助我们找到了几近一百年前的梁老师。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有关的图书馆﹑档案室的复信，也给我们补充了不少有趣的细节。围绕在他身边发生的已经被遗忘的人物﹑事件，也被挟带着回来了。
于是，你像通过后视镜，看到几近一百年前，回音漫长而遥远的岁月。一个二十一岁的中国青年，横过大洋负笈法兰西，从马赛登岸，先到日内瓦习法语，然后到索邦大学文学院，开始了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结识文学声望如日中天、被索邦学生视为偶像的瓦莱里；与《法兰西评论》的专栏作家普雷沃的交往；在巴黎的文化沙龙的活动；先后两次拜访罗曼·罗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船堡”与作家阿琳娜共度的假期……日后这些人在作品或日记中为他留下的文字记载，就成为我们今日搜索的目标。这些亲身经历的叙述，为我们理清了一些来龙去脉，解答了从前难以理解的难题。比如《水仙辞》的翻译，他是怎样以刚从文言转为白话的中文，一种跟拼音文字完全脱节的语言，来诠释一个源出于希腊的最欧洲化的故事？怎样以极高明的手法，使瓦莱里的人所共知的精炼﹑晦涩的文字，变成了既是诗也是歌、既是翻译也是创作的文字，给读者带来难以抗拒的魅力和阅读的愉快？《水仙辞》的日文译者铃木信太郎称：“自昭和十年见过梁宗岱之后，再也没有和他通过书信，不过，我还是不时沉醉地重读他的《水仙辞》。”
最初，这位中国少年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按响瓦莱里的门铃的，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局面。西方东方，一老一少，两个族类，原来不能指望有太多的投契，殊不知共同的诗趣使他们碰出了火花。难得的灵府的碰撞。大诗人在少年身上发现“一种热情”，谈到诗“这个崇高的话题”所“流露的几分狂热，这种罕见的火焰令我喜欢”。少年赢得了瓦莱里的好感。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毫不客气地，一脚就踩进了大诗人的阴影里。他决定翻译他的《水仙辞》。日后就有忘年之交的来往，到大师家里走动，请他外出进餐……须知瓦莱里已是欧洲的大名人，应酬无数。更特殊而难得的待遇是，瓦莱里亲自为他解释《水仙辞》。想象一下吧，一老一少两位诗人，在巴黎西郊的布罗涅森林里，“朝寒彻骨，萧萧金雨中，他为我启示第三段后半篇底意境。”从树林回来后，小诗人将自己的感悟写信给大师。从此，两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内心通道，他一辈子的人生风景线的底部，就有瓦莱里这个人。而当时索邦大学的文学院，也正好闹着瓦莱里热，据他的同学马蒂诺的回忆文章：“那个年代，我们每三个句子，就有两句提及我们的偶像，我们引述他的诗句语录，滔滔不断朗诵他的作品……”这些文字，使你恍然大悟，萧萧落叶的布罗涅森林，就有他们师徒俩的沉吟与脚印；大学生对瓦莱里的狂热浪潮里，就有梁宗岱同样沉浸在“瓦莱里热”当中。难道这不就是造就他艺术成功的因素么？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唐朝画家张璪在中国的绘画史上留下的名句。他的“造化”指大自然，“心源”指内心感悟，要以大自然为师，但必须触动灵府，注入自己的能耐。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迻释为一种学习手段。某种精神或事物使你有所感动，但必需经过入神状态，通过“心源”和涵养的充实，从另一条途径偏离而出，不是指掌功夫，不是鹦鹉学舌，而是以我手写我心。且看《水仙辞》第一段的翻译：
哥呵，惨淡底白莲，我愁思着美艳，
把我赤裸裸地浸在你溶溶的清泉。
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呵，
我来这百静中呈献我无端的泪点。
这段文字比原诗异常了些什么，是一股积存已久的情绪，找了个适当时机，以殊途偏师喷薄而出。原来梁宗岱在对学习环境的观照和体验中，将物性转化为自己的意识，当情绪从心灵深处任性而出的时候，已经摒弃理性，进入到感性状态，原文的“O!frères，”可以是“呵，兄长们”，或“呵，兄弟们”，但他一声“哥呵”，就克服了翻译上多少难题，到达了一个怎样的妙不可言的高度！
1934年，他从日本写信给瓦莱里说：“每当想起（我经常地想）在巴黎的幸福岁月，法国知识界对我的友好慷慨欢迎，我不能不充满谢意，感情激动。”但，不能说，只有在那些听不到一丝乡音的面孔中，他才如鱼得水，才到处受欢迎，到处得宠。他也遇上一些为公干、为留学到巴黎的中国人，如胡适、傅雷、邵洵美、刘海粟等，这些中国文坛﹑艺坛上的名人，停居巴黎期间，都跟他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日后在作品、书信，或日记中同样留下了文字记载。与他接触较多的徐志摩，在给刘海粟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及他，给胡适的信，也谈到对他的良好印象；邵洵美把他当成一个人物，写进《儒林新史》，推祟他对象征主义的阐释；在德国遇见冯至，第一次见面，冯至对他印象很深，留下详细的记载，说他的《论诗》“是一篇全面论诗的散文（我不说是论文），它涉及到诗各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作者对古今中外的诗歌有较深的修养。”二十八岁学成归来，北大已经有一个教授和系主任的职位正等着他去上任。
回国次年，即1932年，法国的汉学泰斗伯希和来华购书，在北平停留了近四个月，轰动了华夏学术界，受到热烈欢迎，宴会和讲演会络绎不绝，梁宗岱出席过其中一次。那回宴会，无意间留下了胡适与梁宗岱产生嫌隙起因的插曲。据梁宗岱回忆：“那是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是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认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引自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我们且不去考核事实究竟如何，只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在国内一如在国外，梁宗岱是凭自己的腕力将自己抬高的，不选季节，不择地点，不用挥动手中的旗号，不用推推搡搡，就可以成为最热闹场面当中的一员。年纪轻轻，晋身到名流学者队伍中，像天下雨般自然，博学、诗才、谈吐，可把他带到他想抵达的地方，甚至更远的地方，学界于他有一条四通八达的路。中西学识的融汇贯通，缪斯的吟唱，献身于文学的意志及其成就，不常见的殊众风度……造就一个文化名人的条件，他都具备了。无论在国外国内，都与名人有过交手，他本人就是个人物。
但这种春风桃李的繁华闪烁，跟闾巷人家的牛头短裤和汗衫，是缝合不起来的。他只把艺术作为神圣而崇高的事业来做，至于他身上的穿戴，连同有点乱套的人生，能够以几句俏皮话来打发，也就不错了。他在欧洲游学的时间，先后只有七年，其中到德国大约两年，到意大利数月，作蜻蜓点水式的勾留。比起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几年游学不算长，却成为他一辈子学问成功的关键所在。有的人面对一种环境或一件事物，可以视而不见，隔山隔水，粒尘不沾；而梁老师不但像海绵吸水，还灵府相照，使用自己的能耐，将物性在灵府中蜕变，转化为自己的意识，成为学问的无际极的源头。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师既然重要，内心感悟更不可或缺，这可是一条曲折而神秘的道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