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了晚年，锐气往往会越来越少，但这个规律在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身上不发生作用。在我做陈云同志秘书期间，他已是80岁上下的老人。那时，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他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代。他要我转告中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时任中纪委副书记），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他针对一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经济犯罪会妨碍改革开放的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后来，他又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转给黄克诚、王鹤寿同志（二人当时分别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和常务书记），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