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在鲁迅文学院，我和江子享用过纯度交流。他叫我老哥，有时叫大哥和老师。江子喜欢打台球。我跟他打台球时候，仰面看清了他的心象，他让我步入民间最亲柔的腹地，把他的故乡视为火炬，照耀我的绿色梦想。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完《在谶语中练习击球》之后，更加认定江子曾经拥有的沉着和悠闲。他曾经在江西吉水的一个小镇，通过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和内在信念，体验过一种独立而具有精神高度的生存状态。诚如我曾对何述强所言，江子的文字温婉细腻，他的写作浸润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一种可欲望的精微锐利的艺术感觉，使他用适合自己的耐心、睿智和灵动的确定形式，充分展现了他独具一格的散文才华。
江子对生活经验的提示，当然来自他的思想和体验，也来自他能把握现实的复杂性和悖论式情境。从他的信念和趣味中，可以看出他不像过路的吟唱者，只关心闪电和急雨，他知道抒情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的控制。在独到的人性分析中，江子明白谁在他人的故乡，与反常的智士彻夜风流，那些隐晦的短信，仅仅发给人造美女听取的。在令人着迷的文坛，骚体写作者亮星般破空而出。忧心的江子愈见孤单，经常在内心燃起黑夜。这也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哲学，贯穿于他的写作始终的是灵魂的倾诉，既有忧伤的和绚丽的，也有热烈的和偏执的，但他那烂漫的倾诉散文，并没有伤感而失去人性的力量，他天衣无缝地把灵魂倾诉和哲学分析融合起来，不仅构成一种神秘的情感穿透力，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把人们引向理性的断裂边界，一眼就能看出善与恶的属性。
江子崛起于文坛，与审美霸权体系没有紧密而直接关系，属于他所理解的文学本身，他不再相信某种大一统的独尊话语体系，当然也不尊奉旧有的文学典律。我也以为文学作品不是战利品，也不是深度知识、女性子宫和金果子，而是应被看作通向心灵的一条伟大道路，简而言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江子的文本是语码，表明他在意识形态上是纯洁的，只描写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不描写下半身的意义。所以我有理由说，江子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散文家，他的勇敢和孤独，曾获得了广泛赞誉，但《在谶语中练习击球》是一部很低调的散文集，这跟他的生存状态有关，就像海上迎着风浪的一条小船，焦虑多于智慧的威严。他可能是启蒙运动的后裔，不是马克思式的启蒙者，尽管他不想主宰、规训和惩罚任何人，但他犹如身穿蓝灰色屠宰衣，在市场街的肉案上霍霍地磨着屠刀，这刀锋上的文字，检验出心灵的壮阔。他厌倦了人间的虚伪，这厌倦何其旺盛，就像他少年时代的黑胡子一样疯长，这使他的散文充盈着一种阐释的焦虑。
在当代中国散文界，我关注着何述强、格致、扬献平、凌仕江、扬永康等青年作家，也关注着被称为“江西散文三骑士”的江子、傅菲和范晓波。在这批青年作家中，江子的写作是坚决而果断的，他所表现出的审慎、犹疑和矛盾，既是他用文字的热泪，对粗暴世界观的反讽，又是他个人伤口的经验，这使散文的思想内涵和人性内涵更浑厚，更具魅力的表证。作为一种暗示性反讽，江子面对乡村的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他对故乡的解构也毫无疑问，只是一种温柔的解构，与他父亲的暗疾相呼应，把父亲的怯魅还原和日常化，而且病得也是不明不白。他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在追怀一个特殊的时代，张扬一种野性的有血气的生命，不如说是在借父亲的暗疾来批判政治、历史和人性的黑暗，完成了由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乡村本身的解构。随之而来的，是价值体系的崩溃，父亲的暗疾与逐渐的缺席状态，就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崩溃。读江子的散文，你可以感受他对自我价值的迷惘，对爱情、伦理、道德和意义的怀疑，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情绪。在他的散文中，自我迷失和人性异化，个体的体验、困惑、疑虑与他独特的经历，与乡村故事紧紧迭合在一起，童年的文化印记，少年的莫名哭泣，成年的人性呼喊，甚至在身体的每一次疼痛体验中，完成了他的每一次的艰难超越。
我此时在想，江子前面是城市、交通、人群和疾病中心，城市栽培的孤独，正在长出远离故乡的忧伤，他注定要失去故乡，一如我的故乡对我的伤害。他的《漫游者之歌》一文，让人直观地看到了生活和世界走向破碎的感性图景，他通过对人生历程的刻划，准确地勾划了自身演变的精神轨迹，也完成了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概括。我把故乡视为摔破的花瓶，固有的人性黑暗和隐藏，都像树荫下的胚芽，注定在故乡露出破绽和告别。江子的泪是止不了的，一如我左腿上的伤疼，一如童年的饥饿。江子的呼喊我藏着，江子经历的梦，也许正在敲碎我的现实。他对特殊经验的自信，有一种占有欲和精密的分析欲，想从生活的基本元素中，领会人性的复杂性，以便考验自己的人格力量，他如此艰难地求证着人性的亲合力。在《永远的暗疾》、《流浪的篾刀》、《对岸的村庄》、《医院》、《消失的村庄》等散文中，江子求征了人性的扭曲，爱情的殒落，伦理和亲情的流失，以及对故乡人的精神情绪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尤其在《从八一大道371号出发》中，表现出江子对当下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能力。以我的判断，他的妻子、女儿和故乡，一直是他灵感的唯一源泉；在他这久经风浪的心底，仍时常激荡着他的初恋。但是在故乡之外，他的心开始衰老了，因为他过早地遇到了新的风暴，并从多次的险境中逃脱，他怎能不抒发这种逼迫呢？然而，江子的生存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在都市中失语，生存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故乡的根基正在崩溃。这是一种悖论性的生存处境，是他对尴尬生存的隐喻,也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哲学思考。
在散文叙事方面，江子体现了独特的追求，他借博尔赫斯的思想资源，喜欢本色的、生活化的、波德莱尔式的叙述风格，他对原始的自然情感的表达，显得更为心平气和，难见那种折磨他的焦虑感和自卑感。他从乡村中来，到城市中去，从命脉里还要回到泥土里去，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注满莫名的恩怨。江子的散文，也注满自我热情，这是为了凸现个人的内心体验，他甚至常常以自传的方式，直接呈现私人经验，解剖个人的生命体验。他在解构故乡的同时，采取的是冷漠、俯瞰和超越的情感。在《一个人的火车》里，江子毫无保留地呈现自我的情感、体验和欲望，坦露自身隐秘的心态，时刻在场和现身，仿佛他在烟雾中思考，在思考中沉睡，在处心积虑中使灵魂伤痕累累，这是他的叙事得以顺利展开的根本保证。从南昌到吉水，或者从吉水到南昌，要路过九个车站，他也许遭遇过九种力不从心的事，跟九个姑娘有过经典邂逅，但在破旧而拥挤的车厢里，任何稳定的信条、规范和准则的存在，都变得日益困难和不可信。他从吉水的一个小镇，调到省文联后写的散文，总是具有强烈的切肤之痛，他对当下的时代情绪，对人生世态的捕捉，也是原生态和直观化的，一切均被他打开，秘密和伪装全被他戳穿，给读者一种毛茸茸的阅读感受。对江子来说，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这种把生活和艺术同构化的好玩之性，如同他的坦率、真诚和自由，催生了一种无所顾忌的透明的叙事风格，他试图借此建构一种崭新的世界图式（如《血脉里的赣江》）。他就是这样，用牙齿般的文字，用打台球的心态，思考一生的问题。他用回忆消愁，用城市的前途，截断乡村的退路，用春天的鲜花与绿叶，遮住心中的孤独与忧伤。
马季曾对我说，意识形态的语言禁忌，正是对语言表现力的一种文化阉割。我对马季说，把这种命运比作大脑淤血，把挫折当成神经病之后，才能把悲哀的债务彻底还清。江子也是这样发闷发呆，发出痛苦的叹息，并在痛苦中酝酿着一场文学的绝症。所以说我没有被阉割，江子也没有被阉割，他的散文语言和结构，采取的是自然主义态度。他喜欢语言的日常化，故事的生活化，这是他基本的艺术策略，他是在还原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这使语言本身具有了温度、情感和野生的表现力。换句话说，这种散文语言正是一种与故事、人生和世界相契合的语言，这种绵长而伤感的思绪，有着反散文的写作行为。他有随心所欲的姿态，没有束缚，也没有顾忌，遵循一种打台球式的思维，既没有刻意的结构，也没有宏观的设计，但他找到了写作的乐趣，也呈现了散文探索的可能性。
我和江子没有两样，一生都在痛苦中模拟欢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孙子和儿子，做他人的好学生，做好丈夫，做优秀父亲，还做那被制度阻隔的白日梦，一生都在诺言中迁徙漂泊。基于此，江子热衷于生活流式的结构，一篇散文的展开，就是一段生活和人生的展开。他的《永远的暗疾》有一种对人性温亮的绝望的寻找,就像父亲一生都在守望中舔起旧伤口。在《侏儒》和《色盲》等散文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或对自己的残酷，或对世界视若无睹，就像对花草不屑一顾，一生都在反省中拒绝悔悟。这就是江子讲的故事，暗含着某种真象与假象、正常与病态、真实与荒诞的悖论关系。尤其是房东给江子讲的故事，成为一个精神慰藉者的结局，饱含着巨大的反讽力量。江子以写实的方式表现荒涎,以写实的方式传达寓言意味，他对现代人精神困境和病态人格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显示出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跟江子打球的时候，我们突然蠢蠢欲动，让彼此吃惊，然后又镇静，打消念头，猛地想起故乡，又沮丧地从故乡逃走。在鲁迅文学院，我和江子就是这样困顿和疑惑，处在脑筋僵硬的状态。可是我没想到江子的散文，是相当成熟的散文，厚实凝重的内涵，新颖的艺术探索，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标志着创作的一个新高度。我想他是建设者，又是摧毁者，他也许让文坛不得安宁。也许他在打台球中被淘汰，在碌碌无为中被迫离开文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理解江子的写作态度，哲学内蕴和精神思绪，弥漫在散文的每一寸空间，这使他对笔下的人物、场景和时代有充分的自信，因而叙述起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很见艺术功底。我说的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而又相当关键。
对江子来说，也许他一生都在精神迁徙漂泊中，饱尝写作的悲哀。他对散文风格的探索，还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和成熟的过程中，也许源于一种艺术的惯性，他的想象空间和通道，注定会得到丰富与开拓，好在江子还很年轻，在爱与被爱中尽情地爱，犹如回忆妻女的温馨，在幸福中饱尝果实的快乐。
